1990年，我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回到偏僻的农村老家。和许许多多村民一样，耕田种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两年后，经别人介绍，我同山妹结了婚。山妹死活都要在嫁妆里添一台电视机。我无奈，好不容易凑了500元，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也是我们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虽然当时只能收看到一个台，时不时还会停电，信号也不怎么好，但妻子有说不出的高兴，脸上写满了得意的神色。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还有不少邻居，整个客厅都是满满的，一直看到屏幕出现“晚安，再见”，大家才散伙走人。到了第二天，个个不但不感到困倦疲劳，干起活来还显得特别有精神。

　　开始只能收一个台时还好办，到后来能收的台渐渐多了，看电视就产生了矛盾甚至是冲突。我要看这个台，她又要看那个台，因此争吵也多了起来，有时彼此几天都不说话。父母从表面上看好像无所谓，其实心里也憋着一肚子的气，只是嘴里不说而已。遇到不喜欢看的节目，早早就去睡觉了，似乎在用这种行为表示无声的抗议。因此，家里人都称这台电视机是“气人机”，在外面则被传成“气人鸡”。

　　1999年，家里的粮食大丰收，国家对粮食收购价也提高了不少。过年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卖粮食的钱从镇里又抱回了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我把这台电视机往客厅一摆，高姿态地说：“这是‘粮价机’（后来村民们戏称为‘娘家鸡’），你们看。”然后把那台14英寸的提进了自己的房间。按理说，多了一台电视机，家人看电视的矛盾就解决了，其实不然。我一个人看，自由自在；妻子和父母一起看，就等于把她推上了矛盾的风口浪尖，她怕落个不尊老、不孝敬、没良心的名声，也就不好意思同父母争。于是没几天，妻子又来和我抢。无奈之余，夫妻双方签署了单双日轮流坐庄的协议。

　　儿子渐渐地长大，上学前班时就迷上了动画片，到了读小学，每天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节目比电视报还清楚。毫无疑问，“粮价机”的支配权被他霸占了。

　　随着经济状况的逐年好转，黑白电视机日渐落伍，村民们买回来的都是带颜色的了。其实家里并不是没有买彩电的钱，而是要留着准备用来盖新楼房。不过我们夫妻俩日夜盘算，等建新房的钱够了，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彩电。天遂人愿，2005年，中央宣布取消农业税，而且农民种地还有补助，当时我心想哪有这样的好事美事？当一切都证实这是真的时，一家人高兴得几夜都没有睡着，母亲烧了三炷香，向天朝地拜了六拜，磕了九个响头。妻子更是笑眯眯把计算器按了一遍又一遍，信誓旦旦放出风去：我们家的彩电，过了年、最迟端午节就可以到家了！2006年春节前，我和妻子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把29英寸大彩电抬回了家，比预期的时间提前了不少。原因很简单，国家又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费，孩子上学不要钱了。我们把这彩电取名为“税教机”，谐名“睡觉机”，意为是用省下的农业税、教育费买的。

　　儿子看见大彩电，哈哈大笑，高声宣布：“从今天开始，这个彩电归我了！”幸好这小子跑得比狗还快，要不我的几个巴掌肯定送了过去。不过我又想，现在有三台电视机了，但看电视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果不是担心儿子今后上高中、读大学的花销，真想再买一台，这样就和谐了、圆满了。没想到就在我感到有点美中不足的时候，国家又出台了新政策，购买部分家电可以得到13%的家电下乡补贴。这真是世界变化太快，好事天天落我家。妻子也一改往日节俭的态度，洒脱地说把家里的钱拿出来，明天就去买一台全村最大、最好的电视机。我说：“你不担心孩子上高中念大学和家里建房的钱了？”妻子不假思索地说：“亏你还是个高中毕业生呢，连形势都看不清，我们别管那么多，有钱尽管花就是了。”我笑着问道：“这回该叫什么‘鸡’呢？”妻子一甩头，回答道：“当然是昂首报晓的雄鸡（机）！”

　　这就是我家“四只鸡”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几乎在全国各个地方、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太普遍、也太平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