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立维是联共（布）党员，以文化联络员身份来华工作，先在北京大学俄语系任教授。鲍立维在北京任教期间经常与李大钊接触，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急需一名英语翻译。因鲍通晓英语，又与华北明星报社社长、北洋大学法科教授福克斯相识，因此在他与福克斯会面时提出了紧迫的请求。福克斯当即应允，愿帮其忙。

　　张太雷当时在华北明星报社任翻译兼编辑工作，于是福克斯便将他报社最优秀的一名翻译推荐给了鲍立维。其时，鲍立维受党组织派遣刚从海参崴到达天津，以天津为窗口，了解中国的国情。在福克斯的力荐下，两人在天津见了面。鲍是汉学家，懂汉语言文字，但只会文字表达，而口语交流不畅。自结识了张太雷后，鲍立维经常去天津张太雷处了解情况，进行多方面工作。

　　1920年秋，胡政之被聘为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邀瞿秋白、耿济之、沈颖等俄文专修馆的同窗吃饭。此后不久，瞿秋白与沈颖同赴天津，采访鲍立维，瞿的俄语说得相当流利。1920年10月16日，张太雷在天津与即将赴俄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瞿秋白长谈，瞿当晚就住在张太雷处。在场的还有五中（即现在的省常中）同学吴南如（即吴炳文）。同窗相聚，自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同学之情，当夜自是一个不眠之夜、促膝长谈之夜。吴南如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透露的谈话内容不多，瞿与张太雷的彻夜长谈的内容就更是无人知晓的了。

　　更为可惜的是，鲍立维与张太雷的频繁接触，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记载。鲍本人更是守口如瓶。迄今为止，尚未见到鲍的任何回忆文章，更未见载于前苏联档案中关于鲍立维和张太雷接触情况的汇报。

　　鲍立维在华期间因贪污公款受到党内处分，后联共（布）派伊文到北京大学来，调鲍到加拿大去工作，鲍立维没有接受组织上的调遣。在这样的情况下，鲍立维又去了天津，后移居国外，不知所踪。张太雷深知其事，从此再没有与鲍立维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

　　据说，鲍立维先移居香港，后从香港去了澳大利亚，最后又去了美国。他在美国期间也没有留下片言只字。自此，最先来华工作的联共（布）党员，连同中共早期的建党史料永远地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