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9年底从学校报名参军。1987年1月，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乘着百万大裁军之际，申请离开生活了18年的军营，转业到市地方志办公室上班。

　　从军营走进志苑，正好赶上第一轮修志。常州市的修志模式是“三级修志”，即在组织编写基层志（部门志、乡镇志、行业志）、县区志的同时，编纂《常州市志》。我被分配到市志二科，主要负责推进部门、县区的修志工作，包括业务指导、志稿审改。当听说我这个门外汉还要充当“老师”给别人进行业务指导，对别人编写好的志稿提出修改意见时，我感到莫大的压力。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入了这一行，就得硬着头皮往前冲。我采取边干边学的态度，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书本学习，向内行人请教，再用学到的知识去指导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就进入了角色。当年，我不仅参加了《常州锻造总厂志》等2部志稿的审稿，还撰写了一篇志书评论文章《一部具有鲜明特点的厂志——读〈常州热工仪表厂厂志〉》，并发表在《常州地方志通讯》1987年第3辑上。当拿到那期杂志时，我着实激动了好几天。要知道，我1969年高中学业没有完成就去参军，大专学历还是通过自学考试取得的。文化基础差，参加新工作不到一年，就能有这样的成绩，的确是一件值得激动的事。

　　也许是自己好学上进的表现被领导看重，也许是领导想给我多压担子，不久，科长把《常州市志》中“社会科学”卷的撰稿任务交给了我。市志的其他卷大多数是有相关部门单位承担资料收集和编写任务，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只负责联系和业务指导，而“社会科学”卷则需要我自己去搜集资料，还要负责编写；我又是外地人，对常州的人文历史很陌生；况且，我入门仅一年，“道行”尚浅，这的确是个挑战。虽然领导说有困难可以提出来，也有人认为我难以胜任这项任务，但在部队养成的服从命令的习惯，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分工。我那时对“什么是社会科学”都不甚了解，就到图书馆进行“恶补”。那时还没有互联网，所有的资料都要动腿上门去找，动嘴找人去问，动手伏案去抄。白天我一个一个学术机构、团体的去收集资料，找知情人了解情况；晚上和休息时间就研究、整理资料，分门别类地制成资料卡片。同时，通过看古籍、查资料，熟悉了解常州的人文科学历史；通过查阅各地方志刊物、出版的志书，熟悉了解“社会科学”卷的篇目结构和记述内容。那时的办公条件很差，与外界联系主要靠自行车或两条腿上门；冬天生煤球炉取暖，夏天摇芭蕉扇降温；没有复印机，所有资料全靠手抄……外部的环境也不是很好，在全党以抓经济建设为大局的情况下，史志部门是名副其实的“冷线”部门，给修志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少困难。但在市委和政府领导的重视、关心下，在委办领导班子强有力的领导下，广大史志工作者仍然精神饱满，默默奉献，辛勤耕耘。“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耐得寂寞、不求闻达、甘于‘三苦’、乐在奉献”是当时史志工作者职业形象的真实写照。在这种良好的工作氛围中，在老同志的帮助下，我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进步，1988年、1990年两次被评为常州市编史修志先进工作者。1990年底，领导又决定由我负责刚成立的常州年鉴编辑部工作。

　　当时编纂年鉴是地方志办公室的一项新工作，对我来说更是一次新挑战。我不仅要承担《常州年鉴》责任编辑的任务，还要协助领导做好组稿、编辑、校对、发行工作。何况，当时《常州市志》工作正处于紧张的编辑阶段，我除了“社会科学”卷外，还负责“物资”“食品饲料工业”卷的编辑，工作量是超负荷的，几乎不分上班下班，也几乎放弃了休息日、节假日。工作压力除了工作量大，还来自于编辑工作本身的客观要求。老编辑工作者都知道“绳断细处”的道理。一个细节的错误，既会误导读者，又可能引起读者的反感。何况我们编纂的地方志、年鉴被称为“一方之全史”，是传承历史文明的载体，工作中的一点失误就可能造成“冤假错案”而成为历史的“罪人”，影响作为政府权威性工具书的公信力。有人说，编辑工作之所以崇高和具有魅力，就是因为编辑在传播文化的事业中是一个不能犯错误的工作。面对压力，只有努力做到“功在细处”。我一方面通过学习、拜能人为师来充实和提高自己；另一方面，通过对自己编辑工作中的错误的不断检讨和反省，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努力使自己做到有发现差错的慧眼，有去伪存真的功力，有如履薄冰的心态。

　　光阴如箭，一转眼明年就到了退休的年龄。回想44年工作经历，我仅扮演了2个角色：军人和史志工作者。角色虽然不多，但过程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默默奉献。要问我对扮演这2个角色的感想，回答是四个字——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