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史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经历代而不衰。但从清末以来，常州修志事业已经中断了百余年。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开始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我市成立修志办公室，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着手编修《常州市志》，同时发动各行业、各部门都开展编史修志工作。我是从郊区检察长的工作岗位上调到市志办的，当时市志办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内部的压力，一方面是如何实施自身的修志任务，一头雾水，无从下手；另一方面是市属各行业、部门的修志工作如何开展，亟需市志办加以辅导。我曾经以“临时工做临时工作，编志办无编志办法”来形容当时的困境。外部的压力主要来自各行业、各部门的领导，他们多数不理解、不重视，不愿意从本职岗位上抽调得力人手从事编史修志工作，认为“修志无用”“修志不出产值、不出经济效益”，因而推进修志工作阻力较大。

　　“万事开头难”，修志的开头更难。而克服这一困难最关键的是尽快熟悉修志业务，取得和掌握修志工作的发言权和主动权，克服被动局面。我凭着数十年来养成的“不懂就学，在学中干、干中学”的习惯，通过《中国地方志通讯》《旧志名家言论》和各省、市出版的方志研究刊物等业务学习材料，用心钻研、联系实际、举一反三，通过学习、探索和修志实践，积累修志经验，逐步实现从修志的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

　　《常州市志》的编纂，是一件巨大的系统工程，从志书的总体设计到志稿的试写、评审、定稿等一系列过程，都必须经过反复的探索和修正，记得市志纲目就先后进行了8次大的改动。当时认为纲目、资料、编写人员是修志的三要素，缺一不可。有了一个初步的纲目以后，就着手抓资料工作和人员培训两件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新编市志时间跨度大，历史资料散失严重。对此，在修志工作开局之初的1982年和1983年，把收集资料作为重中之重，集中主要精力，组织所有修志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查阅、摘抄、复印大量的档案、图书、报刊、文献资料，征访了数以千计的知情老人，抢救活资料。1982年12月，市志办抽调各区、局、行业部门10多名编志人员，由我带队长驻南京，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省档案馆、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查找摘抄资料。确定1983年为资料工作年，2月初召开资料工作专业会议。4月，在市供电局举办资料工作规范化展览，召开现场交流会，先后组织500余名修志人员参观交流，组织22个区、局、公司开展互查、交流，重点介绍了交通局、一院等单位编写资料长编的经验。通过学习武汉市工作规范化的经验，市志办制订了《资料工作的若干规定》。并着手把一些专题资料、长编资料、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以及新征集到的珍贵资料，陆续编印《常州地方史料选编》共15辑，用于征集、考证、交流、保存。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也积极投入具体编写工作中去，完成了《常州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20余份50余万字的资料长编。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常州市志》各卷、章进入编写阶段，根据分工，我承担建置地名、县区概况、农业、党派社团、公安司法、新闻出版、自然科学、卫生等卷和部分大事记、专记等编写任务。我牢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格言，字字推敲，句句斟酌。有时为了考证核实一件史实，不厌其烦地查阅、对比大量资料，务求真实。经过数年艰苦、辛苦、清苦甚至痛苦的笔耕、磨炼，终于完成了承担的编写任务，总字数70余万字。

　　关于《常州市志》编修的步骤与方法，也是经过了一个反复研究、再三讨论的过程，最终选择了一个由下而上，三级成志（即“三级修志”方案：各基层单位编修基层志，各行各业编修行业志、部门志；在此基础上编修市志），逐级完成的步骤。常州市“三级修志”的做法，在全国各地第一轮修志工作中堪称是比较独特的一种模式，受到全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重视。全国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董一博来常期间曾问过我三级修志的由来，我说是从省、市、县三级修志的提法移植而来的，他表示赞许。“三级修志”也引起了全国修志同行的关注，普遍认为是常州市的创新之举。

　　第一轮修志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没有实践经验可以参考，甚至于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因此，当代修志工作者，肩负着历史赋予的双重使命，既要编修出无愧于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方志，又要在修志实践中开展新方志学的理论研究，两者都是具有开创性质的事业。

　　市志办成立之初，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和组织各行业、部门、基层单位落实修志任务。当时全市共有区、局级编志单位88个，基层单位500余个，面广量大，一度时期来市志办反映情况，请示问题的编志人员很多，市志办人手又少，应接不暇，陷于被动，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探索、实践，提高各级修志人员的业务水平，市志办先后组织数十名修志人员赴武汉、洛阳、成都、内江以及东北一些先行城市学习取经，选送人员参加培训班。从编印《方志学讲座》《业务学习材料》《编志手册》《简明方志名词集解》等入手，引导大家结合修志实践开展学术研究，并创办《常州史志通讯》作为学术研究的园地，主动倡议建立苏锡常三市和辖县的市志、县志协作会，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开展方志学理论研究。市地方志协会成立后，我任秘书长，大力倡导方志学术研讨，课题涉及方志编纂的各个方面，始终做到密切结合修志实践，碰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通过审稿，评稿，从志稿的优缺、得失中进行学术研讨，对修志中的重点、难点作专题研究，突出研究的针对性；除基于实践的应用研究外，还开展方志基础理论研究，努力找出修志的普遍规律。全市方志工作者数以千计的论文，被省以上方志刊物录用的比例占30％左右。我撰写的《城市志研究的辩证法》《明去取，审详略》等40余篇3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其中不乏创新见解，曾为修志同行所称道。全市形成了“众手成志、众口评志、众脑研志”的局面，出现了常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志学研究的繁荣景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30年的辛勤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成果。1995年，500余万字的新编《常州市志》正式出版。在此前后编纂出版辖市（县）区志近10部，行业、部门志数十部，基层志数百部，如此卷帙浩繁的工程，其总篇幅大大超过本市历史上全部旧志的总和，这是解放后本市最大的文字系统工程，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建设成就相比，毫不逊色。修志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方志理论的研讨，其直接的结果是培育和锻炼出一大批修志人才，有的成为当代的方志专家。综观常州的修志事业，实现了出志书成果、出方志理论、出修志人才的三个目标。2010年，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被评为全国先进，这是市志办成立30年来的最高荣誉，也是对全市修志工作者30年来辛勤劳动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