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金风送爽的季节，每当这个时候，来自于农村的我血液中总弥漫着一种到乡间田野走一走的冲动。那金黄的稻穗、忙碌的喜悦给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那土地中散发出的成熟气息和不断变化的景象似乎在冥冥之中连接着乡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每一次的漫步就是对乡村喜悦的一次触摸，也正是在这种触摸中我感受到了乡村脉搏跳动的变化。劳作的人越来越少，迎面而来的农民一身工装，车上堆满黄澄澄的稻谷和远处欢快地收割着的大型收割机成了他灿烂笑容的背景。眼前黝黑面容的农民，没有了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似乎与传统农民的形象渐行渐远。劳作中多了一份收获的欣喜，辛劳的优雅，忙碌的淡定，让我又一次想起罗中立油画中的“父亲”形象，那永远定格的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

　　罗中立《父亲》中的老农形象具有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力，画面中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沟壑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的目光，干裂、焦灼的嘴唇、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苦辣，犹如耙犁一般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的粗瓷碗，所有的一切无不体现出他生活的艰辛和悲苦。其中透出的沧桑、麻木、无奈和失落，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给人一种深入骨髓的痛感。

　　年少时，从陶渊明的诗中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另类农民形象，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想象。仔细想来，这种不知稼穑艰难、充满诗情画意的悠然和优雅，更多是世人的美好理想。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虽然也有一些通达、进步的知识分子关注农民的命运，牵挂农民的疾苦，如白居易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中就说：“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但农民的地位却一直处于社会结构的底层，传统的农民一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似乎是中国农民劳动生活的最好注释，而“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则是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农民阶级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时的必然选择对象，他与工人阶级的联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础和中坚力量。“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和阶级特点的正确判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政治地位，但落后的生产力、积重难返的体制和文化上的因袭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消除。极左冒进的思想不仅没有让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幸福生活，而且给中国农民刚开始感受到并且已经萌生的致富的希望造成损害。中国农民虽然能够抬起头来走路，但贫穷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中国农民紧锁的眉头。

　　眉头的真正舒展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凤阳县小岗村十几位农民的血手印成为开启中国农民走向致富康庄大道的钥匙，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开了中国农民的手脚，打破了习惯性思维，唤醒了沉睡的希望，激活了潜在的能量，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变换着各种方式，让土地的产出效益最大化，他们离富裕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

　　党中央及时调整政策，各种富民办法层出不穷，尤其是免除农业税、发放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将农业税作为最重要的税赋来源，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关注农民福祉的施政理念。

　　党的富民惠农的好政策，使得大多数农民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的借助现代科技，少了很多传统农民耕作的辛苦；有的华丽转身，成了农民艺术家、企业家、发明家。北京农民发明家吴玉禄受到了上海世博会的邀请，带着自己制作的30余个机器人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在这个世界级的盛会上展示中国农民的风采。中国农民的形象已经不再是满面沟壑背后的麻木，粗糙大手背后的酸苦。中国农民形象的不断改变也在不断刷新人们对中国农民的印象，同时也在不断刷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传统的农民形象在我们的印象中已经远去，全新的农民形象已经在我们的头脑中若隐若现。农民形象在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如果每一个共产党人都有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精神和境界，我们相信，农民形象的彻底改变将不再遥远。

　　也许在将来某个时间，当劳动成为一种心灵需要时，陶渊明理想的农人生活就会实现，那时的农民形象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