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张太雷受命中共早期组织，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任中国科书记。随后作为中共代表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遣出席青共国际二大的代表俞秀松组成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6月22日至7月12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

　　正当莫斯科赤潮高涨之际，中国最早宣扬第二国际社会改良主义的江亢虎，以《申报》等报新闻通讯员的身份，于共产国际三大开幕的前一天也来到莫斯科，以其曾组建中国社会党的资历，经多方活动，取得了作为中国“左派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他办好相关手续后，即往访张太雷。张太雷询问江是否为出席大会的代表，但却只得到江“闪烁其辞”的回答。

　　张太雷对这个从未谋面的不速之客很警惕，因此前已知其人其党。张太雷在莫斯科完成的重要文献《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中即有专章剖析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社会空想主义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对曾名噪一时的江亢虎何能不知晓，因而当这个不速之客出现，即产生了警惕性。

　　时年38岁的江亢虎，这次在莫斯科碰到年仅23岁的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其投机活动立即受挫。据江后述，6月22日晚，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见张太雷与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入座，即“询之曰：‘君代表券乎，来宾券乎？请相示。’张不可，而搜索余券。余立示之，张乃以其券相示则亦代表券也。”但到大会第四天，“不意国际会竟将余券收去。”遂致函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第三次大会开幕当天，我领到具有决议权（即发言权——笔者）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四天之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同志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抗议。”后“细访其故”，系因张太雷“致书共产国际”。（收回江代表证的卡巴斯基，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科别斯基——笔者）

　　江亢虎上述不虚，确有这两封信，《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现存于中央档案馆，《江亢虎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29日）》今仍存于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这说明，当张太雷得知江以所谓“左派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充当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之一，即觉此人是来投机钻营，因其社会党于1913年即解散，其所宣扬的主要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是假社会主义，其种种劣迹早为国人所不齿，如其得逞，将给中国革命及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带来不利。于是即与俞秀松致函季诺维也夫，指出江曾是“反动的北京政府大总统的私人顾问”，是“十足的政客”，强烈抗议大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的代表资料。据实而言，江在民国初年晋谒袁世凯，“敷陈剖白”献策，求袁实行其“国家社会主义”，确欲充当袁氏顾问，但毕竟未果，而称江为“十足的政客”，则是对其政治面目最恰当的揭露。这封信立即受到共产国际领导层的重视，于是就发生了使江亢虎相当难堪和沮丧的一幕。在共产国际三大会议速记的这一正式文件中，关于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前后有出入，记录的开头是“共产主义团”和“左派社会主义党”，而在记录的末尾则改为“共产党一人、青年团一人”。很明显，两人致书共产国际正是这一变化的原因。

　　这两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揭露并阻止了假社会主义者江亢虎在共产国际的投机活动，反映其可贵的政治敏锐性，应视为中共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一部分，维护了中共在共产国际应有的地位，为中共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其历史功绩之一。

　　在莫斯科受挫的江亢虎，深感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国中和中共建立的新时期，难以再欺世盗名了，于是投入北洋军阀政府的怀抱，多次上书，“请迅筹扑灭共产党‘祸变’的办法”，称其“游俄归来，深感赤化之危机，奔走呼号，力谋补救”，充分暴露了这个假社会主义者反苏反共的真面目。

（叶孟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