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院长温济泽殷殷寄予厚望：常州应建设一个瞿秋白研究的“开发区”。《瞿秋白研究》不单是馆刊，也不应是地区性刊物，而应看作是全国性研究瞿秋白的重要阵地。

　　这是二十年前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风景宜人的常州小营前招待所，腊梅花飘着迷人的芳香，从北京来常参加瞿秋白诞辰九十周年纪念邮票发行仪式的温济泽教授，接过瞿秋白纪念馆馆长赵庚林送来的《瞿秋白研究》第一辑，高兴地翻阅着，在听取赵庚林汇报以后，温老侃侃而谈：“把秋白纪念馆建成瞿秋白陈列中心、信息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这个规划很科学。从国际惯例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其纪念馆都不设在首都，而是在他们的家乡。美国十二位总统的图书馆（相当于我们的纪念馆）都设在他们的家乡。从中国国情来看，也应如此。编辑《瞿秋白研究》丛刊，你们是最合适的。既然你们有此决心，我们将动员全国的专家和学者都来支持和扶植这个园地……”

　　温老的一段议论，如拂面的春风，如暑天的小雨，鼓舞了大家的信心。从此，这个只有三人编制的小小纪念馆踏上了建设瞿秋白研究中心的艰辛之路。他们集思广益，定下了至今未变的办刊方针：依靠海内外的专家和学者，把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吸引过来，在常州建设一块瞿秋白研究的“开发区”。

　　《瞿秋白研究》第一辑编印以后，适逢纪念瞿秋白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常州召开。会上许多专家认为：这本书水平很高。《瞿秋白研究》今后应公开出版。会后，温济泽、陈铁健、丁守和等专家根据秋白纪念馆的请求，决定将讨论会成果作为《瞿秋白研究》第二辑的主要内容，不另外编辑出版论文集。这个决定给瞿秋白纪念馆又是一个“金色的回响”。第二辑成稿后，在上海出版局老局长丁景唐的推荐下，以出版文史哲科研成果为主的上海学林出版社给予全力支持。

　　众人拾柴火焰高。陆定一晚年的关心，丁景唐父子的赤诚相助，秋白家人的无私支持，青年学人和本地学者的披荆斩棘，使得《瞿秋白研究》园地里百花争艳，佳音频传。

　　陆定一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晚年，他虽然患病住院，但非常关心瞿秋白的研究工作。他在《陆定一文集》自序中用两千字的篇幅专门写瞿秋白，《瞿秋白研究》第四辑摘登了这段重要文字。第四辑出版后，中纪委孙克悠同志去医院将此书送给陆老，陆老看了编者所加的标题非常满意，在病榻上特地为《瞿秋白研究》题词：“瞿秋白是我的老师。”这无疑是陆老对《瞿秋白研究》的褒奖。

　　瞿秋白的家人、亲友对《瞿秋白研究》更是一往情深。瞿秋白的外甥王铁仙，原华东师大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他先后撰写了两本专著《瞿秋白论稿》、《瞿秋白文学评传》，与此同时，多次给《瞿秋白研究》撰稿，还鼓励他的研究生投稿，并在学术上给予指导。担任中国茅盾研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的瞿勃同志，是瞿秋白的侄儿，为纪念馆诚恳约稿所感动，先后撰写了“关于《多余的话》的评论之评论”（之一、之二）和“再谈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他”，分别发表于《瞿秋白研究》第四、第七、第九辑上。

　　在所有的外地专家学者中，对《瞿秋白研究》最为关心和支持的莫过于丁景唐父子。丁景唐是我国最早研究瞿秋白的专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著有《瞿秋白著译编年目录》，20世纪90年代与人合著《鲁迅与瞿秋白杂文及其他》，是国内考证出秋白102个笔名的第一人，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赞扬：“丁景唐在瞿秋白研究上是下了真功夫的。”“文化大革命”后，丁老不仅自己给《瞿秋白研究》写稿，还培养儿子丁言模从事瞿秋白研究，每一辑《瞿秋白研究》丁言模都撰写论文。在丁老的扶植下，丁言模从一个建筑工人成长为瞿秋白研究专家。

　　在第十四辑《瞿秋白研究》编辑出版中，本地一批瞿秋白研究的学人不愧是“坚实的塔基”。他们或出谋划策，或著文立说，或牵线搭桥，或组稿约稿。青年学人朝气蓬勃，思维活跃，敢于提出问题，挑战传统观念，他们对于瞿秋白研究有许多独到和崭新的视角。近年来，《瞿秋白研究》的编者不薄名人爱新人，把目光投向青年学者。山东的宋士峰、徐州师大的梅良勇、北京的李力、无锡的苟峥、常州的赵晓春、陆克寒、杨建生、朱剑虹、冯昕等，都在《瞿秋白研究》上发表了很有质量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不是炒冷饭，而是加瓦添砖；不是低水平，而是超越前人。把眼光放到全国性研究的大环境中，每一集都有新的东西奉献给读者。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博学多才，精通俄英法三门外语，生前写下500多万字的著作，内容涉及到中国现代革命史、现代文学、现代哲学、现代出版教育、现代语言等，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现代思想文化遗产。瞿秋白的开拓性理论、辉煌的革命业绩、坎坷悲壮的人生、伟大而独立的人格、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写照。学习他、研究他，让秋白精神走向新时代，无疑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瞿秋白研究》的编者们有句座右铭：“力求学术性、理论性、史料性和纪念性、可读性及世界性有机地统一。”为了做到世界性，他们把瞿秋白研究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范围。秋白同志的女儿瞿独伊长期在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工作，精通俄语，纪念馆多次向她约稿，请她介绍俄国学者研究瞿秋白的最新情况。为此，她精心翻译了俄国学者德留辛撰写的《评研究瞿秋白的三本书》一文，德留辛是俄罗斯汉学家，他在文中介绍和评论了中国学者陈铁健的《瞿秋白传》、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丁守和的《瞿秋白思想研究》，表现了国外学者对中国瞿秋白研究的关注和他的独特视角，给人启示良多。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争议才有突破。《瞿秋白研究》在编辑过程中也贯彻“两百”方针，十分重视瞿秋白研究中的不同学术观点。郑超麟，曾经出席八七会议，后追随陈独秀，担任过中国托派的宣传部长，1979年获释后任上海市政协委员，著有《郑超麟回忆录》。1992年2月，赵庚林同志专门去沪造访了郑老，请他为《瞿秋白研究》著文。他开始有些思想顾虑，认为编辑部不敢发他的文章，后听说《瞿秋白研究》广开言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便欣然命笔。他在第五辑上发表了近两万字的长文《瞿秋白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介绍了瞿秋白反托的立场以及他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1989年至2010年，《瞿秋白研究》已编辑出版了14辑，第15辑出版在即。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文不同。引人注目的是每辑《瞿秋白研究》扉页上都刊载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为瞿秋白同志的亲笔题词。艺术大师赵朴初、谢稚柳、启功、尹瘦石、沈鹏、冯其庸等人都为《瞿秋白研究》封面无偿题签。1994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用秋白精神研究和宣传秋白》一文，对《瞿秋白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每一辑《瞿秋白研究》出版后，不是像有些书籍成捆地躺在单位的橱子里睡大觉，而是在每一个真正对瞿秋白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手中翻动着。

（李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