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位于上海市卢湾区黄陂南路374号的中共一大会址，正是由于中共一大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而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圣地和旅游胜地，数十年来始终吸引着海内外成千上万人关注和好奇的目光。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队伍中的新兵，我怀着对革命前辈十分崇敬的心情，“七一”前夕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和谐号”动车，去走进这座神圣的殿堂，去重温历史，去感悟人生。

　　一个多小时之后，上海的高楼大厦已经透过车窗的玻璃映入我的眼帘。一下火车，我就寻找出租车司机送我去中共一大会址，可问了七八个出租车司机，竟没有一个知道中共一大会址的具体地址。后来幸好碰到了在上海土生土长的司机老李，才把我从焦急中拉了出来。老李是位热心人，沿途一面向我介绍上海世博会的盛况，一面为我讲解美丽的街景。

　　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只感觉楼房慢慢变旧，马路慢慢变窄，这里显然已经进入了上海的老城区。穿过繁华的淮海路，在林立的高楼大厦的夹缝中，现出一排外观普通平实且具旧上海典型风格的石库门楼房，我的眼睛顿时一亮。我知道，此行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参观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但在我的记忆里却已经熟悉了几十年。还在上世纪70年代，我就从中国邮政发行的一枚面值八分钱的小小邮票上认识了她，在以后的文史课本上，我更是与她有过多次的亲密接触，给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正是由于过去的模糊概念，我一直认为党的一大会址就是邮票或图片上的那幢单独的、外青红砖交错有序、其间镶嵌有白色粉线的小楼。事实上，纪念馆的一大原址是两栋中西合璧式的、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其中一栋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家宅，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文博女校。中共一大会议的原址是李汉俊家楼下的客厅。

　　89年前，就是在这个仅有18平方米、布置简陋的客厅里，13名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点的杰出共产主义者，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冲破白色恐怖的笼罩，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来到这里召开了党的一大。

　　走进配有一对沉甸甸铜环的木门，我立刻被一大纪念馆庄严的氛围所感染。大厅里一面鲜红的党旗扑面而来，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给人以激情，给人以遐想；更像一面战鼓，催人奋进，给人力量。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纷纷走到党旗下留影，记录下这一庄严而又神圣的时刻。而我也不禁回想起自己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

　　登上二楼，我仿佛走进了历史的时光隧道。一百年前，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与铺天盖地的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经济逼向崩溃，山河满目疮痍，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楼的展览厅分三个部分，用大量的史实向人们证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展厅里陈列了近200件珍贵的革命文献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历史面貌。其中就有中国近代史上提到的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邹容的《革命军》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这些书刊就像是在黑暗中的呐喊，曾经启蒙了多少个爱国青年。它们在改变青年们人生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航向。我怀着敬仰之心，抱以浓厚兴趣，认真细致地观看了所有陈列的展品和大量纪实图片，用心去体会一段段往事。

　　最吸引我眼球的，是纪念馆二楼按中共一大会议室原状开辟的一个蜡像室。13名一大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代表围坐在一张只有乒乓球台大小的会议桌旁，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一切都像是现实，一切都像正在发生。尽管我知道，真正的会议室应该在一楼，尽管我也知道，自己看到的只是一种模拟。但是，当这个场景出现在我的眼前时，仍让我感到无比震撼、无比激动，让人联想起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一伟大的时刻，仿佛走进了党的一大会场，在亲眼目睹毛泽东的慷慨陈词，董必武的侧耳倾听，李达的会心微笑……

　　我不由自主地流连驻足，逐个瞻仰。不少人围着工作人员问这问那，要讲解员尽量多地介绍当时的情况。有一位女大学生在得知当时的毛泽东才27岁就已经是《湘江评论》的主编、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时，不禁赞叹：“毛主席真帅，真了不起。”是的，这位1893年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小名为石三伢子的帅小伙子，他从偏僻乡村走来，带着劳动人民的坚强和朴实；他从长沙师范走来，带着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两次北京之行加上五四运动的震撼，使他迅速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尽管此时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著名的革命家相比，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尽管史学界对当时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身份，究竟是“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还是“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存在争议，但他作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与何叔衡一起参加了党的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不容置疑的。此时此刻，蜡像室里的他正在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情，慷慨陈词，与其他代表在一起讨论着什么，承担着历史赋予他的责任。

　　在一大上海会议期间，代表们带着历史提出的问题，带着先辈提供的经验教训，带着“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先后召开了六次会议，讨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据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关于一大的回忆》记载：“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做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在7月30日晚上，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可就在会议刚开始几分钟，却由于一名叫程子卿的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闯入，会议被迫中断。

　　程子卿和历史开了个玩笑。由于程子卿的闯入，党的一大会议被迫移至嘉兴南湖召开，中共一大成为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拥有两个会址的大会。历史给予程子卿一个最好的“奖励”，就是人们只要提到党的一大召开，都会想起这个“法租界密探”。

　　走出一大纪念馆，我来到与纪念馆一墙之隔的新天地。与一大纪念馆的庄严肃静相比较，这里则是充满了现代的激情。露天的酒吧、欢快的乐曲、如织的游人，似乎都在告诉着人们：时代在变，城市在变，生活在变。而一大纪念馆却在默默地告诉着人们：幸福的生活总是来之不易。

　　第二天，我追随着革命先辈的踪迹，南下嘉兴。

　　到嘉兴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寻找史书上提到的鸳湖旅馆。据史料介绍，中共一大的代表们到嘉兴后首先进入鸳湖旅馆稍作休息。然经多方询问，竟无人知晓，在马路边也只见挂有鸳湖酒楼、鸳湖酒家招牌的店家。后经电询嘉兴市有关部门，才知道从前的鸳湖旅馆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从嘉兴火车站步行到风景秀丽的南湖景区只需十分钟时间。南湖位于嘉兴市区东南南湖路西侧，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由运河各渠汇流而成，因位于嘉兴城南而得名。自古以来，南湖以“轻烟拂渚，微风欲来”的江南水乡风情，吸引了多少文人雅士和帝王将相。1921年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在这里闭幕，更是为这块风光旖旎、四季宜人的江南旅游胜地，染上了红色的基调。近年来，嘉兴市委、市政府充分利用南湖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优势和党的诞生地优势，以南湖革命摇篮为根本，以党的红色文化为纽带，寓教于游，把南湖逐步打造成了一个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多功能复合型的风景旅游区。

　　坐上游船，船行约5分钟，就到了湖心岛。小岛呈椭圆形，面积大约只有半个足球场大小。沿着岛上的小径一路上行，小岛的最高建筑“烟雨楼”已经迎面而来。烟雨楼位于湖心岛中心地势最高处，坐北朝南，始建于五代后晋年间（936～947年），原址在南湖之滨，明嘉靖年间迁于湖心岛上。经过多年的扩建、改建，已形成以烟雨楼为主体的古园林建筑群。烟雨楼曾经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旧址，在这里曾举办过多次党史陈列展览，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现楼前檐匾额“烟雨楼”三字则为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手书。

　　站在烟雨楼上，远眺南湖，水天一色。上世纪20年代的南湖游船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绝迹，我们已经无法亲眼目睹当年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开天辟地大事变的那条游船。现在停泊在小岛南边的那条游船，是为了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胜利闭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1959年仿制了一条当年一大开会的游船，作为一大会议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向人们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现在这条一大纪念船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南湖红船”。“红船”是一个被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

　　告别了烟雨楼，告别了“南湖红船”，我又一头扎进了南湖革命纪念馆。

　　正值星期天，到这里来参观的团队特别多。据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自南湖革命纪念馆成立以来，每年要接待前来参观纪念馆、瞻仰“红船”和重温党的创建历史的观众达六十多万人次。早在1997年，这里就已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为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与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相比较，南湖革命纪念馆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在外型设计上，这是一座以中国共产党党徽造型的纪念馆，主楼顶部矗立着一个高6米井字形外方内圆的建筑标志，隐喻着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如天地日月般永存于世；在展览形式上，改变了以往单一的版面陈列的传统模式，增加了多媒体触摸屏、感应自控投影仪、声光同步的自动讲解系统等较为先进的现代科技展示手段。在那种逼真的场景模拟下，我们仿佛置身于当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使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在一大代表生平事迹介绍区，我看到不少年轻人在驻步观看，并不时进行相互交流。一大代表不同的人生轨迹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在中共一大结束之后，13名代表在激烈的革命浪涛中，历经血与火的洗礼，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他们中有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像开国领袖毛泽东、董必武和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王尽美；还有因与陈独秀、张国焘矛盾较深宣布退党而不失志的，如李汉俊、李达。李汉俊虽不在党组织中活动，却利用自己的“合法”职位，积极为党工作，最后以“共党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军阀杀害。李达自省脱党是一生“最大的错误”，在1949年12月又重新入党。但也有的“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包惠僧、刘仁静便是如此。

　　一位来自东北辽宁的党员同志说得好：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轨迹，充分说明了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性。在纪念馆的誓言墙上，不少年轻人在把自己的心声向党倾诉，其中一位写道：“我自豪，我是中国人；我骄傲，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很赞同这两句话，因为他说出了我的心声。

　　登上归程的列车，风中仍飘来小贩们“嘉兴粽子”的吆喝声。但我从中共一大会址的见闻中，已经看到南湖的“红色种子”正在青年一代人中生根、发芽。

（范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