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题为《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1921年6月）》（以下称“报告”）的中译文，较早刊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的《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随后相继收入《“一大”前后》（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运动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卷、《张太雷研究史料选》等多部文献资料集。由于原编者冠以此醒目标题，并注明其时间为“1921年6月”，因而一些论著（包括拙文）曾以之作为张太雷与杨好德共同组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和一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文献依据，有的甚至认为它是张太雷起草的或张杨二人共同起草的致共产国际三大的专项文件之一。这与当时所见文献资料的局限及考析不足有关。笔者认为，国内不断披露的相关文献资料，为辨析这个“报告”和澄清对其不合史实的误读提供了条件，试简析如下，以求正史学界。

　　一、“报告”源于舒米亚茨基回忆张太雷文章

　　首先，从“报告”中译文的出处看。

　　1921年春，张太雷作为中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的使者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在该处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全权代表鲍里斯•舒米亚茨基领导下组建中国支部（又译中国科），随后他们一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共事半年。这位来自中国的共产党人其高度的革命热忱，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突出业绩，给这位年长12岁的联共（布）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十分赞赏这位年仅23岁的战友具有“卓越才能和组织家、实干家的天才”。1926年至1928年，舒米亚茨基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主编该校科研所刊物和《革命的东方》，当得知张太雷在领导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的噩耗，即沉痛撰写悼念文章《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发表于1928年2月出版的《革命的东方》第4、5期合刊第194～230页。这篇2.5万字的回忆文章，分为七节，较全面地回顾了张太雷从创建党团直至牺牲的革命历程，着重叙述了1921年在苏俄期间的革命活动与优秀业绩。此文中译本已收入《回忆张太雷》、《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2辑）等书。

　　这篇“报告”中译本，是据尤登与诺特合著《苏俄与东方，1917－1927》1957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第139～140页译出，而后者则是据上述俄文刊物即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革命的东方》1928年第4、5期合刊第216页译出。仅从译文的出处，已经说明“报告”源于此篇舒米亚茨基回忆张太雷的文章，当是该文的一部分。

　　其次，从“报告”的内容看。

　　这篇有570字的“报告”中译本，主要叙述张太雷1921年春末到远东书记处工作，即接受撰写中共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这一重要任务；并和杨好德一起与远东书记处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中国支部；张太雷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及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等中国支部的三项“主要任务”。这些内容正出自上述舒文第四节“创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是此节的一部分。“报告”的末尾两行，称张杨两人于1921年6月从伊尔库茨克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则出自舒文第五节“共产国际三大以及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争论”的第一段。

　　可见，这篇所谓“报告”源于舒文，是舒文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经过由俄文－英文－中文的两次翻译的中文本和直接由俄文译为中文本的舒文相应部分，文字表述略有不同，而其内容无异，特别是张太雷提出中国支部的三项“主要任务”则完全相同。

　　基于上述，可得出如下结论：这篇所谓“报告”，并不是1921年6月张太雷起草的或他与杨好德共同起草的专项报告文件，实际是舒米亚茨基这篇回忆张太雷文章的一部分。

　　二、相关史实辨析

　　出自舒文的这篇所谓“报告”，涉及张太雷是否与杨好德共同组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并一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两个问题，此系这两位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尚待明确的问题。近期披露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共创建时期的档案资料，为这些问题的考析提供重要依据。

　　（一）关于中国支部建立的档案资料未见涉及杨好德。

　　从国内已问世的相关文献资料可知，张太雷于1921年2月抵伊尔库茨克参与远东书记处工作。该处机构包括中国支部等组建工作于3月基本完成。根据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中国支部由一位俄方书记和一位中方书记组成领导委员会负责。俄方书记是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事务的N•K马马耶夫（又译马迈耶夫），比张太雷长两岁，毕业于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东方系，懂中文，曾随维经斯基于1920年春来华，在北京与张太雷相识，后于1924年10月再次来华，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的顾问。中方书记是张太雷，是在3月22日举行的远东书记处会议上被任命的，任期规定“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时为止”。迄今被证实的关于建立中国支部的资料并未涉及杨好德。

　　（二）近期俄罗斯新发现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议记录第1号（1921年7月20日）》这一重要珍贵文件，为澄清上述问题提供可靠佐证。

　　这个文件主要是通报中国代表团工作情况的会议记录，当时张太雷正在莫斯科参加青共国际二大（7月9～23日），未参加此会议。会议首先听取了舒米亚茨基关于共产国际三大和中国代表团工作情况的通报。接着是尼基简科（远东书记处主管书记），介绍了中国代表团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青共国际二大、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等三个会议所进行大量准备工作的情况。最后是杨好德发言，讲述他们与远东书记处何时取得联系及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进行准备工作的情况。杨的发言，可以说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

　　当时杨好德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他说，自维经斯基走后（1921年1月回国任远东书记处责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他们就没有得到来自远东书记处的“任何信息”，“甚至不知道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存在”。从广州得到远东书记处发来的电报，得知建议他们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和批准张太雷出席此会的代表委任状后，“他们非常高兴”。尽管张太雷在他们那里什么工作也没做，“他们还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状”。他们决定派两位同志出席大会，因经费不足，只派杨一人，也准备了一个报告，是通过霍多罗夫（塔斯社和远东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的记者）寄的，现在这里（远东书记处）尚未收到……

　　从上述杨好德的发言，联系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杨好德等在得到远东书记处关于派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电报之前，与该处没有联系，甚至不知该处的“存在”。也就是说此前杨在国内，不可能参与该处下属中国支部的建立工作。舒文所述杨参与此项工作，系其回忆之误。

　　2.被称为中共发起组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杨好德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同时批准了张太雷出席此会的代表委任状，即张杨两人为中共早期组织委派出席此会的代表。杨带着两人委任状赴苏俄抵伊尔库茨克后，并未与张太雷一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首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中关于中国代表的记录是：“共产党〔K•P•〕一人、青年团〔Jugend〕一人。”前者无疑是在大会上发言的张太雷，后者则是俞秀松（下文说明）不是杨好德。

　　其次，从杨在上述7月20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发言述及他们也为大会准备一个包括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工作、工人运动等问题的报告，由霍多罗夫寄的，这里（远东书记处）现在（7月20日）尚未收到等情况可知，杨误了会期，抵伊后即逗留在此。抱朴（即秦涤青）在《赤俄游记》中记述，7月16日（即上述联席会议前第四天，他在伊尔库茨克见过杨好德，也可佐证。

　　再则，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了解杨未能完成使命的遗憾心情，故在联席会议上通报中国代表团工作情况时，特别说明“出席大会的代表并非总能反映组织的现状”，代表的产生常常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一些国家反动势力肆虐，致使联络不畅而造成的。这实际说明了杨之所以误了会期，系因中国反动当局严密封锁途中受阻所致。张太雷知道这些情况，了解杨的中共代表身份，故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上署有他们两人的姓名。

　　3.由于带着委任状的杨好德至5月中旬仍未抵伊尔库茨克，张太雷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青共国际二大及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的许多准备工作尚待赴莫斯科完成，因而远东书记处于5月16日签发了张太雷作为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共代表委任状，同一天，又为已抵此的俞秀松开署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委派出席青共国际二大的代表身份证明书，他们即赴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6月4日签发了俞秀松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委任状，于是张作为中共代表，俞作为中国团的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上述大会的记录正是其文献证明。可见，舒文关于张杨一起与会的回忆，也与史实有出入。

　　应该说，舒米亚茨基这篇回忆文章，为我们了解张太雷第一次赴苏俄的革命活动提供了较多的重要情况和资料，应予重视；因系回忆与史实不合之处在所难免，运用这些材料，考析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