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江苏地方志》2002年增刊]

何永才

    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提出，“名人修名志，高水平的志书需要高水平的人来修”的号召，同时提出：“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据此，有人认为，“众手修志”的提法已经过时，续志编修应该采取“专家修志”的模式。“众手修志”的组织方式真的过时了吗？真的不适用于续志编修了吗？本文于此略作探讨，希以冀引得玉论。

    一、“众手修志”是首届修志的重要经验
   
    1980年4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编写新地方志的任务后，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多次下达编修地方志的通知，对新志工作提出全面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掀起编修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的高潮，其来势之猛、发展之快、成果之显著，是令许多人始料未及的。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相继成立了编纂地方志的领导机构和职能部门，并在资金、人力、办公条件等方面保证编志工作的顺利展开，从而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众手成志”的格局。许多地方对修志工作采取“全民皆兵”式的层层发动，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万人动手，千人动笔”的口号。常州在“众手修志”的鼎盛时期，专兼职修志人员达1045人之多。云南省在首届地方志编纂的高潮时期，全省有地方志系统专职人员上千人，参与或兼职人员达数万人。

    当时的修志人员大都来自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其中，除少数被定编到各级修志部门，成为专职修志人员外，大多数是抽到临时机构成为临时人员，“突击”完成修志任务后再回到原单位。在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当地的有识之士，是有关行业的、行家。他们因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长期“不得志”。进了修志队伍后才感到有了用武之地。也有不少人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是有一定的综合和分析能力的业务骨干，或者是从各级领导岗位、专家(行家)位置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尽管这些修志人员在修志方面学识不足，经验匮乏，但是，在方志事业的召唤下，凭着对修志事业的热爱，抱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心，不耻下问，拜师求教，办班培训，边学边干。他们一方面用“修志不得志，得志不修志”作为自嘲，一方面崇尚科学，求真务实，刻苦钻研、埋头修志。在继承传统方志学的基础上，不断研究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从建立机构搭班子、谋篇布局编纲目、征集资料熟地情，到反复撰写、总纂终审，直至装帧设计、付印出版。不断进行总结、探索，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从而不仅使所修志书从内容到形式，从结构到体例日臻完善，也使自己从当初的外行逐步成了内行，“众手”逐步成为“行家里手”，有的甚至成了专家。正如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建中在回顾总结全省首届修志成绩和主要经验时说的那样：“我省新编地方志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也是好的。”“我省首届修志的参与者达上万人之多，其中包括一大批社会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这是不断推进地方志事业的一支极其重要的队伍……多年来，全省各级逐步培养出一批熟悉省情地情，热爱修志事业，精通修志业务的骨干力量，形成了一支基本适应修志工作要求的专业队伍……本届修志的重要经验，对全省续修地方志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众手修志”的做法仍适用于续志编修
   
    说到“众手成志”的组织方式，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制，是计划经济的时代的产物。那么，当历史前进到21世纪，进入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以后，是否就可完全摒弃“众手修志”的做法呢？我认为，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弱点往往与优势同在。作为首届修志的一个重要特征的“众手修志”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但同样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尽管时代发展了，形势变化了，但“众手成志”的经验在今天续修志书仍没有过时。这是因为：

    第一，这是由地方志收录范围的广泛性所决定的。汉唐时期，地方志以地理为中心，一个熟悉区域地理的学者就可以胜任志书的编撰。宋代开始，地方志增加了人文门类，收录范围超出以前，但人文资料积累尚不丰富，加之记述简略，所以学贯区域地理及乡邦文献的社会名流仍然可以应付。但到了近、现代，特别是当代，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丰富，社会分工渐趋细密，志书涉及的内容也就不断增多。江泽民同志说：“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与首届修志一样，续志仍面临要收录一地方几乎人类活动中的一切比较重要的事物及相关的自然环境。这些内容广泛地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天文学、地理学、语言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人口学、教育学、法学、文学、史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多门学科，以及一系列经济、政治活动的专门知识。同时，方志学又是一门专门学问，有其特殊的要求、体例和规范。这一切都说明，修志人员必须具有广泛的知识，熟悉各行各业情况。而这就决定了续志编修是个人或少数人难以胜任的，“必须动员各条战线共同努力才能搞好；缺少任何一个部门、一个行业，都会使地方志失去完整性。”因此，由各行各业的专家、行家共同参与的“众手修志”仍是续志工作的客观需要。

    第二，这是由方志队伍的现实性所决定的。首届修志完成后，原先不少的修志骨干有的退休 有的调离。机构改革后，许多地方志机构是保存下来了，但大都采用史志合一的模式，甚至是史、志、档(案)合一，实际修志人员都面临减少的问题。而就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不少人是方志“新兵”，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和实践。如果仅仅依靠这些人来完成续志编修任务，显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就是经过首届修志的专业人员，当时主要从事的是编辑、总纂工作，而不是直接投入编写，所以也不可能独立完成续修工作。更何况，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任务除组织志书编纂外，还负有制定规划、积累资料、整理旧志、总结和交流修志经验、进行方志理论研究、提供地情咨询服务、编写地情丛书、编纂出版地方年鉴等任务。而上述工作都是地方志工作机构职责范围内关系大局之事，也是平时需要相当精力和时间去进行的。有人提出在配备修志队伍时就注意专业知识结构的多样化，使不同专业知识的人才优化组合，为专家修志创造条件。但在修志人员编制有限的情况下，再怎么优化组合，相对于地方志编修知识结构需要来说，都是相形见绌的。进修、培训固然也是一条途径，但要熟悉掌握一门知识也不是光靠进修、培训就可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马上拒绝“众手修志”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第三，这是由地方志属资料性的著述这一特性所决定的。资料是地方志的基础。地方志的活力就在于它提供资料的丰富、可靠、完整。而丰富的、翔实的、具有权威性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各行各业在工作中形成的档案。尽管这几年不少地方在完成首届修志任务后，开始编纂地方综合性年鉴，这些年鉴为续修志书积累了不少资料。但就从目前已出版的年鉴来看，由于年鉴是条目体，条目设置随意性大，与地方志以类系事有较大差异。如将历年资料按类归并，就会发现不少资料形不成“资料链”，也就是说年鉴资料缺乏连贯性、系统性。还由于年鉴强调时效性，要求内容新、出书快，许多资料没有沉淀期，“官腔”的现象较浓，虚假水份难免存在。这些都说明年鉴资料可供志书利用率是有限的。还有不少地方在完成首届志任务后，积极开展新的文献资料征集工作，建立或筹建地方志馆，这对续修地方志是有帮助的。但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地方志部门的图书、资料库，首先也只能是突出地方志的特色，从资料来源、管理水平及工作制度上来说，都远不能与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图书、档案系统比肩。因此，要使续修的志书能向社会提供全面、系统、科学的资料，便于发挥其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用，仍不得不在续修志书时再去查阅有关部门的档案。而要在较短时间内分别到各行各业的图书、档案部门搜集资料，也只能靠“众手”去完成。更何况志书资料来源除上述渠道外，还包括民情社意调查、请当事人写亲身经历等，发掘现存文字资料之外的事实。而这些，都是“众手修志”的体现。

    三、全面正确理解“众手修志”
   
    我们说“众手修志”仍适用于续志编修，与提倡“专家修志”并不矛盾。因为修志恰恰需要专家，修志离不开专家。事实上，在首届修志的“众手”中，也有不少是专家、行家。就拿常州首届修志的情况来说，其模式就是典型的层层修志，“众手成志”。但那时的“众手”其实也是有选择的，他们大多来自行业、部门的生产或工作第一线，有不少是有关行业、专业的行家，熟悉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的历史与现状，有的都具有高、中级职称。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参加《广西通志》气象志、农业志等10部专志编修的有145人，他们都是这些专业的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高级经济师和教授。参加《福建省志•农业志》撰写的108人中，98%以上是具有高级职称的。应该说，他们是某行业、某专业的未冠以专家头衔的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众手修志”也就是“众专家修志”。何谓专家？《现代汉语词典》对专家的解释是：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人；擅长某项技术的人。专家、学者有多种多样。修志所需的“专家”既指熟悉本地区综合情况、本行业专业情况的行家，对某专业、某项事业有研究成果的学科专业带头人，也包括从事经济社会研究的学者、工作者，还包括熟悉修志理论、有一定修志经验的方志工作者。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在关于组织领导方面提出：“编纂地方志要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对中青年骨干进行培训，努力从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输入更多有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坚持专职队伍与兼职队伍相结合的方针，吸收各行各业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参加地方志编纂工作。”根据这个要求，我认为，在续志编修中仍应借鉴首届修志中“众手修志”的经验，汇集一方人才，群策群力修志。一方面，充分发挥退休的专业修志人员的作用。利用他们对本地地情熟悉、掌握一定的修志理论、有修志实践经验、有较强的事业心、无其他琐事干扰的长处，在续志编修中做些诸如出谋划策、编辑总纂、审稿把关等较高层次的工作。另一方面，加强修志专业队伍建设。利用机构改革、人员调整的机会，整合修志队伍知识结构，使不同专业知识的人才优化组合。对现有人员通过培训、进修、开展课题研究等途径提高业务素质。同时，在选调各类专业志撰写人员时，要注意聘请一批长期从事和熟悉本行业的老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专业骨干和本地内外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资料鉴别、编写资料长编和专业志的编纂；在组织志稿评审时，要注意邀请各行各业熟悉情况的专家，邀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邀请本地内外方志理论学者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地方志工作者，参加评审把关。当然，也离不开选择一个到数个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革命事业心、熟悉本地情况、精通方志业务、具有较深文字编辑功底和驾驭志书框架篇目设计及总纂能力的“行家里手”来担任志书的主编或总纂。

    总之，在续志编修中不应把“众手修志”与“专家修志”对立起来，而应采取方志专家与各行各业的专家、里手相结合，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与长处。这样，编修出来的志书，既有翔实权威的专业资料，同时又符合志书的体例要求，达到学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双赢”。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  《中国地方志》  2002年第5期
    《志属政书说》  张乃格  《江苏地方志》  2001年第2期
    《也谈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  刘学沛  《中国地方志》  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