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续志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常州市地方志（年鉴）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 黄元裕 社会主义时期首轮新编志书已于上世纪80至90年代初陆续完成。1996年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在报告中指出：“方志事业要连续不断，代代相济。”“修志事业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尽竭的光荣事业。志书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诗画卷。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①由此看来，新志书的续修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今天，我市举行续志理论研讨会是议论续志以来的第二次研讨会，笔者以为是上次研讨会的继续，目的是要为下届新志续修从思想上如何接受上届修志理论准备不足，仓促上马，走了不少弯路的教训，尽快从理论和续修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取得认识上的统一，以迎接新志续修的高潮到来。有鉴于此，作为首轮新志编修的一名老兵，本着对方志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不揣浅陋，再次参加讨论，谈谈续修新志的指导思想等几个问题的思考意见，祈求同仁雅正。 第一个问题，续志如何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到编纂中去。 编修志书，无论是首轮新修还是即将进行的续修，都是“三新”（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三性”（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极强的“官修政书”，都“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续修新志除要求在组织领导上落实“一纳入”（即要把修志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和“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之外，更要在思想理论上给予明确指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始终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总设计师，续志记载的内容主要是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施状况，两个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其促成的中国社会大发展、大变化。当然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如果说首轮新修志书在志体、篇目、内容、方法、文风等方面是在继承古人修志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的话，那么，今天续修新志在这些方面就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去研究、探索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作出创新发展，创新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续志必须相应发展，做到既遵守必要的规范，又不墨守成规，使续修新志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作用。为此，续修新志要十分重视在编纂实践中具体运用、体现这个指导思想。笔者考虑应注意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实际编纂中述事、系人、评史应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原则精神作为准绳。在续修新志的全过程中，从收集整理资料、制定篇目、撰写长编、总纂初稿到审改定稿和最后出版发行，都要严把政治质量这一关。述事、系人、评史都应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制定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跨世纪“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等重大决策原则精神为准绳，注意记事系人做到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现行政策、法规相符合，自觉在政治上表述与党保持一致。使古老常州的方志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志成为激励家乡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和对各级党团员、公务员以及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乡土教材，为实现“两个率先”、“三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新志书。 二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实际编纂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反映社会发展进步的主流和光明一面，同时也要反映非主流的阴暗一面。续志记载的时段里，各地各项事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存在发展速度、变化程度不一的现象，有的工业、商业发展快、成就大；有的农牧副业欣欣向荣，乡镇私营企业发展迅猛；有的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发展缓慢；有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成就显著，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薄弱。不仅如此，而且在这个续志时段内既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又为人们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例如：某些方面由于工作未做好，出过失误，以致发生盲目开发、农民负担过重、无地耕种，工人下岗未能及时就业、一些企业改革或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亏损，甚至破产之类的现象；某些地方和部门欺上瞒下，或夸大成绩或弄虚作假；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上出现了沉渣泛起的现象，诸如迷信活动、拐骗偷盗、赌博抢劫、卖淫嫖娼、吸毒贩毒，以至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污浊黑浪，时有见闻。因此，续修编纂中存在着一个如何记述改革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告诫我们：“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但它是非常艰巨而复杂的事业，又无现成模式可循，所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免不了认识局限，出现一些问题与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些情况，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惯于陈规陋习，在成败、利弊共存面前，以“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重要理论思想为武器，以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依据，看到问题的主导方面，是成功大于失误，“利”大于“弊”，还是相反，切忌模糊事物的性质，导致错误的判断。注意收集其中典型事例资料，以备编纂中准确全面地反映和评价本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道德观念的变化、进步的主流和光明一面的同时，也反映这些非主流的阴暗面，以引起读志用志者的关注和警惕，正确、全面地认识这一时段的历史。这一点，首轮新志编纂中已有所表述，受到志界公允，在后续志编纂中应反映得比前志更好。 三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实际编纂中重点反映经济改革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成功的改革及其经验，如农业生产责任制及其在这个时段内的农村工作发展变化所取得的各项成就要加以充分肯定。对钻改革空子，搞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与经济改革中的某些失误要区别开来。由于领导者认识和实践执政能力的限制，面对纷繁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客观情况，决策上难免出现某些失误，要与打着改革的旗号，违法乱纪，中饱私囊区别开来，对以上两种事实史料，编纂记述时态度要明朗，是非要分明，把事实的性质点明即可。对于利弊并存的事，记述时既不轻易封之为新生事物，也不给轻易戴坏帽子，叙事尽可能客观一点，笔下留有点余地。 第二个问题，续志如何加强宏观记述及其学术性阐发。 志书的宏观记述及其学术性阐发有其自身的特点，只是上届新志编纂中急于成志，未及重视予以研究。从上世纪末新志陆续出版以来，从社会到学术界方面对新志书的淡漠态度上，感受到新志还未被引起应有的重视，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方志的高度评价，并未得到社会相应回报。这里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在所修志书本身宏观上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记述及其学术性阐发不足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之一。方志当然不同于学术理论著作，但它的宏观论述及其学术性是应从它的实用性和它的社会效益上展现。现在面临新志续修之际，不是来讨论方志要不要宏观性记述和有无学术性的问题，而是要研究如何加强宏观性记述及其学术性阐发。笔者认为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然后编纂中明确具体操作问题。 一是要从志书“述而不作”、“述而不论”等误区走出来，澄清误解。在首轮新志编修中，人们常说：史与志最基本的区别是前者为史论结合体，后者是凭史料记叙，坚持“述而不作”、“述而不论”的笔法。所谓方志一般应以寓褒贬于叙事之间，见观点于选材之中，作者不能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志书没有阐发、议论和直示的任务。但是，“述而不作”是傅王露在《雍正浙江通志后序》中他自己在武英殿担任修古书时，“钦遵编纂御书体例，凡经史子集，悉采辑原文，标列书目，或辞义冗长，仅从册节，毋许妄易一字，煌煌定制，盖深有契于圣人述而产作之义也。”②显而易见，傅氏之说系指整理古籍、使用古籍均应忠于原著，不可擅自增改。清代一些著名方家也不赞成修志要坚持所谓“述而不作”的原则，如方苞就主张“由博反约”，③章学成更主张把方志提高到著作的地位，“笔削以为成书”④并认为志书必须“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⑤所谓之“义”，也就是理论和观点，就是论。在编纂实践中，要完全摆脱修纂人的观点和论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笔者认为编纂者要走出这个误区。 二是要加强全志概述、各专业分志前的无头序的论述力度，并在志文中关键地方或文末略增结论性、导向性文字，以收“画龙点睛”之功。编纂实践操作上注意运用比较法，如自身纵比、地区和行业间横比，延伸泛比等方法，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现状、趋势和潜在的矛盾。具体地说采用史志合一的结构写好全志“概述”（或称“史略”），这是全志的导读，一方天地的“微缩景观”，全志的“窗口”，是对百万余字的丰富资料进行深化升华而成的精彩论文。就其论述内容而言，主要是纵述历史、横陈现状，通过科学发展观，把一地的历史发展从前志所止之年到续志下限，透过各门类发展情况，科学地划成几个历史阶段，选择一个个闪光的典型材料，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本地历史发展过程。总之，既要全面精当“概得住”，又要史论结合“述得明”，让读志用志的人收到“一斑窥豹”和“燕鸣知春”的效果。再就是写好各大篇、卷的简述（或称无头序），实际上是各行业卷的小概述，写法与前述“概述”基本一致，只是分量轻重不同，都是以溯源、述流、辨伪、讲成绩、论得失和指方向为主要内容。其所要达到目的要求是便于读志用志者对一地或某项事业的宏观了解。 三是要加强续修志书的学术性阐发。从首轮新志书看，传统性志书资料性有余，学术性不足。方志学长期未能成之独立学科，在学术殿堂里没有方志学的位置，学术性不强是其主要原因，连修志者都视方志为单纯的资料书，是为其他学科服务的，故把它附庸于别的学科。 所谓学术性，其表现形式与历史学等学科不尽相同，志书学术性体现自有其特殊处，其最鲜明的特点是在详细记述其事物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就事论事”，即是说，表现志书学术性之论是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学术性之论就从其记述的资料中产生。笔者认为，续编志书应从首轮新志学术性不足中接受教训，从以下几个基本方面加以阐发。（1）论述事实，彰明因果。在记述事物时，要纵不断线，完整、系统、科学地记述其历史与现状，表现出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兴衰起伏的轨迹，阐明这个过程的因果。这种因果关系是客观的、固有的、普遍的，它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臆造的。一切事物的结果都是有原因的。在不同条件下有其不同的原因，也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的分析论述便是学术性。（2）分析综合，总结得失。编纂续志不能照搬工作总结，但并非不要分析综合，总结得失。在记述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后，对事物发展的某个阶段，认真分析其实际工作的成败得失，将实践中丰富的但是分散的、无系统的感性议论经分析研究化为集中的、条理化的、系统化的理性阐述，以警示后人，这就是学术性的体现。（3）排比材料，揭示规律。志书的学术性不是说空话，对所记的各类事物，是靠大量的、经过考证的历史资料作基础，同时作必要的排比分析，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的本质东西，从而得出客观规律的结论，这也同样是志书学术性的体现。 第三个问题，续志要组织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精干的续修队伍。 首轮新志编修实践经验证明：“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志办实施，专家修志”的组织领导管理体制是一条成功的经验，这里重点讲专家修志。所谓专家，应指具备方志著述专长的人，古今修志难于得人，贵在得人。这里所说的人就是修志专家，这是对续修新志质量的保证。李铁映针对首轮修出的名志不多中肯告诫说：“修志者应有创名志、佳志、良志的意识和抱负，写出一批优质志书出来。现在志书多而不精，名志不多。”⑥为何会造成“多而不精”的状况？其原因有上级修志部门专家批评指导等问题，而总（编）纂班子不强则是首要问题，总（编）纂班子中又主要是主持人。有什么样水平的总（编）纂班子及其主持人就会产生出什么样水平的志书。这也是古今出良志佳作的主要经验。明末清初著名史志专家顾炎武，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时，曾提出过修志要有“五条标准”，第一条就是“必其人有学识。” ⑦章学成也力主“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⑧ “唯史家为其正宗”。⑨方志是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边缘学科，内容广博、几乎无所不包，应由各方面专家“众手成志”。到“众后成志”进入总纂、通稿工作时“众手”之稿就要让位于有若干修志专家组成的总（编）纂班子几枝笔分工总纂通稿，最后还要有总纂主持人“一枝笔”负责全志统稿，达到全志“专精而条贯”。⑩所以，续志选配各类专业分志卷主编和全志总（编）纂班子成员是关键，尤其总纂主持人“一枝笔”则是关键的关键。古人编修旧志尚能要求主纂人要有志德、有志才、懂志法，在如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对于领衔修志的主要通此道的专家，要求更严格，不仅要了解新方志学和方志编纂学，而且还应具备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较全面的政策水平和较高的文字表述能力。尤其要求对邓小平理论有较深的理解，熟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现行方针政策。由此可见，在续修新志前，提出“专家修志”的思考意见，乃是为了保证续修志书质量的硬件建设，是及时而可以做到的。如果把首轮新志创修视为普及的话，那么即将到来的续修志书，则应着眼于提高质量。提出“专家修志”就是提高的举措，高标准的前提。笔者的意思是，我们常州是方志之乡，历史上出过良志佳作，在此次续修中一定要乘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致力于出良志，推出精品，务使续修新志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注释： ①⑥李铁映：《求真存实，修志资治，服务当代，重鉴后世》（中指组发〔1996〕09号文件） ②傅王露：《雍正浙江通志后序》 ③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 ④章学成：《州县请立志科议》 ⑤⑧章学成：《方志立三书议》 ⑦顾炎武：《营平二州史事序》 ⑨章学成：《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⑩鲁一同：《咸丰邳州志后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