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城市年鉴的创新 [收入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的《第14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何永才 自从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后，经济界、科技界、教育界等立即响应，结合自身实际，纷纷提出创新，年鉴界也不例外。 创新是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创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我想说的是，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前提，也必须与继承相结合。现在我们编纂的年鉴，其性质与功能是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被大多数人认识并认可了的，其编纂体例和基本特征，是经过历史沉淀而形成的。因此，如果我们在谈年鉴创新时，离开年鉴自身发展的规律，离开历史传统，作标新立异的“创新”，是绝不可取的。尤其是一些尚没有真正弄懂年鉴的性能、体例的同志，更不能随意作出创新之举。否则，不仅不能编纂出高质量、高品位的年鉴，相反会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 由于主客观原因，城市年鉴也像其他年鉴一样，普遍存在着框架结构比较陈旧、雷同，时代感、个性特色不强，内容、信息单调，机制、体制不够灵活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在全国年鉴界上上下下都在谈创新的氛围中，本人也想就城市年鉴的创新谈点粗浅看法，以求教于专家、同仁。 一、找准定位是年鉴创新的前提 城市年鉴要创新，首先要确立城市年鉴的地位和性质和读者群，也就是要把握好城市年鉴的定位。 综观我们现在出版的城市年鉴，几乎都是把年鉴作为政府公报性质的资料性工具书来编纂的。如《广州年鉴》在2003年卷《编辑说明》中指出：“《广州年鉴》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广州地区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编纂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上海年鉴》在2002年卷《凡例》中交代：“《上海年鉴》是全面记述上海地情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其编纂出版的目的，基本上是通过对本市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状况的记载，为领导机关决策和各行各业规划发展提供信息，为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本市提供基本资料。在城市年鉴的读者定位方面，大家普遍认为年鉴是公开出版物，读者具有社会广泛性，也就是说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也有不少城市年鉴把读者群锁定为区域内的决策者、管理者、研究人员及区域外有关人士。如《南京年鉴》，“它以南京地情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权威性，为各级领导提供可靠的参考决策依据，为各行各业提供咨询服务，为科研人员、专家学者提供信息和资料，为续修志书积累资料。同时，也成为中外人士和研究机构了解南京的重要窗口。”① 因此，我认为，城市年鉴由政府主办（或主管），以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为形式，以直接为现实服务为目的，以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者以及决策咨询人员为主要服务对象，这是城市年鉴区别于其他信息载体的一个标志，是城市年鉴的一个特色，也是城市年鉴在思考创新时必须确立的前提。由于城市年鉴是资料性工具书，它就应以纪实取胜，应继承和发扬以类系事、述而不作、实事求是、据事直书等原则，并力求做到画龙点晴，反映规律，达到记与述、重点与一般、点与面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又由于城市年鉴的读者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必须在年鉴中对应形成地方“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定位。既要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各种富有价值的重要信息和纵横对比的参照资料，又要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提供相关企业、行业的发展情况和相关产品的市场行情，还要为广大普通群众提供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大事信息以及与百姓生活相关的信息。正如中国版协常务副秘书长潘国彦在2002年年鉴主编座谈会暨现代信息技术与年鉴创新论坛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年鉴是一种工具性出版物，要求基本内容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既要继承，又要创新，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年鉴既然是一种纪实性的连续出版物，这就要求年鉴的内容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物本来面貌，这样才具有文献价值；在体例上不宜作跳跃式的变动，不然有些资料、有些基本数据可能缺乏链接，在实际使用时会感到不便。年鉴不是有闻必录，不是简单的文件、资料汇编，而必须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以此为主线，有纲有目地进行选编。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年鉴编辑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办刊宗旨。不管年鉴怎么创新，这些原则不能改变。”② 二、观念创新是年鉴创新的根本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广大读者对城市年鉴需要的不断扩展和要求的日益提高，城市年鉴编纂者如果没有创新意识，就会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然而，直至今天，仍有一些城市年鉴工作者对此认识不足，有的只看到城市年鉴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忽视了潜在的危险；有的对竞争对象（这里主要指其他信息载体）不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竞争对手是谁；有的只看到对手的弱点，却看不到自身的不足；有的取得一时的成功，便小富即安，而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则缺乏准备；有的自以为了解读者的需求，但却不能把读者的需求具体化到年鉴的编纂中去，对读者需求变化的“蛛丝马迹”漠然处之……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城市年鉴创新过程中最艰难、最根本的是观念创新。因为，首先，创新观念，意味着否定旧我。要将以前的思想加以修正并接受很多新的思想。其次，创新观念需要突破已有的利益格局。而改变已有的利益关系，必然会使有些人对创新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付诸于行动，对创新造成极大的障碍。第三，观念创新要有充分的准备，它是一个充分积累、学习的过程。学习既包括对前人、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学习，也包括在主体本身实践中的思考和学习。第四，观念创新面临巨大的风险，接受重大的挑战。观念的创新往往是摒弃了原来环境下的思想，而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是一种“反叛”的观念。对于这种新生的观念产生，并在原来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完善直至成熟变成行为，必然会遭到原有社会各个方面的排斥和打击。同时，当创新者首次提出创新观念时，只是对改变现状、走向未来的一种假说，往往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的观念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因此，创新观念所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有时是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会长许家康说：“创新的最大难处，莫过于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主观偏见的禁锢。它像一个个紧箍咒，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此，年鉴创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③ 三、框架创新是年鉴创新的关键 框架是承载年鉴内容的主体结构，犹如是年鉴的骨骼和构架。框架结构设计是整个年鉴编纂流程中的基础性环节。框架结构一经确定，也就决定了一本年鉴的风格和特点，也圈定了该年鉴的内容范围。因此，框架在年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由于大多数城市年鉴受“年鉴是一地的百科全书”思想的影响，甚至在创刊时就仿效《中国百科年鉴》的模式，如《常州年鉴》创刊号就是由编纂《中国百科年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加上大多数城市年鉴创刊于计划经济时代或是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时代。所以，翻开大多数城市年鉴，框架结构呈现百科全书式；多数年鉴框架雷同；不少年鉴条目内容虽然年年出新，但框架结构是“涛声依旧”。这一方面显露了多姿多彩、变化万千的信息社会的现实与年鉴框架设计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年鉴框架的创新势在必行，且有着巨大的空间。 城市年鉴框架如何创新？笔者认为，框架设计中应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全面系统、排列科学的原则。 因地制宜——即抓住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和发展战略，在客观反映本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取得的成绩成就、遇到的困难教训、存在的问题弊端的基础上，聚焦本市的地域性特点和本市的强项、优势，精心设计数个独具特色、地方风格浓郁的栏目，以突出城市年鉴的地方特色。使富含地方特色的条目不仅有充足的展示内涵外延的空间，而且可以打破领属限制，通过前置、升格等方法给予醒目的反映。如《南京年鉴》在2002年卷中增设“南京都市圈”类目，《临沂年鉴》从2002年起专设“临沂批发城”栏目，《连云港年鉴》将“海洋经济”升格为篇目，等等。 因时制宜——即将本市一个时期或某个特殊年份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业中出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活动和事件，尽量在年鉴框架中凸现出来，能设一个分目的设一个分目，够格一个类目的就设一个类目，以突出城市年鉴的时代特色。使框架结构紧扣时代的脉搏，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做到“月亮走，我也走”。如改革开放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许多城市年鉴都开设了“改革开放”篇目；近年来，各地政府对人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视，十分注重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业，因而不少城市年鉴把“环境保护”、“旅游业”单独设置为类目；还有的城市年鉴设置了“信息化建设”、“非公有制经济”、“会展·广告”等类目。这些都是年鉴框架设计中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作出的创新之举。 全面系统——即要使本市上年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信息都能在年鉴中占有一席之地，使年鉴在时间、空间上具有较宽的覆盖面，以突出城市年鉴的全面综合性。“全面”是城市年鉴的基本属性。应在创新中保证框架中有“综述”、“概述”、“概况”等综合性信息资料的位置，使读者在查阅年鉴时，能清晰、明了地了解到该市全面而真实的年度发展情况。“系统”，主要体现在记述内容的主次与轻重，体现事物发展的脉络与轨迹，体现领属关系的符合现实与合乎逻辑，体现相关事物的关联与区别。在框架设计中注意全面、系统，加上连续性、稳定性、可比性，这就抓住了年鉴区别于其他信息载体的基本特征，从而使年鉴的优势得到最大的发挥。 排列科学——即按信息社会化标准，体现年鉴为经济、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在内容归并、类别划分、资料排列、图文搭配等方面，做到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相统一，以突出城市年鉴的工具书的科学性。城市年鉴创新不能离开“工具书”的基本属性，丢掉年鉴编纂最基本的规范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既便于编者组稿、编辑，又便于读者查检、使用。当然，年鉴框架结构完全做到没有逻辑矛盾是不可能的（如前面所述的用前置、升格法设置篇目就是有悖于形式逻辑的），但在框架结构设计中坚持统一的设计标准是完全必要的。 四、机制创新是年鉴创新的保证 如前所述，由于大多数城市年鉴是由政府主办的，是一本具有综合性、权威性的资料性工具书，其主要读者又是各级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所以，过去常有人将之称为官办的官书。由于是官办的，所以，年鉴的组稿和发行大多采用发文件的形式，出版经费靠财政拨款，采用的信息基本上是来源于党政机关的各个部门。很显然，这种运行模式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改革这种模式，既是城市年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又是城市年鉴整体创新的保证。比如，城市年鉴的工作取得各级政府的支持是有利条件，但我们也要看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支持的是有可持续发展的事物。城市年鉴如不尽快树立市场意识、商品意识，没有参与市场激烈竞争的精神准备和应对措施，就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淘汰出局。比如，城市年鉴以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管理者为主要服务对象，这种读者定位是实用性工具书所必须的。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形势的变化，过去的服务意识有了明显的局限性。如果我们不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认真了解读者，想其所想，急其所急，根据读者的要求来制定选题计划，并经常倾听他们的意见改进工作，我们编出的年鉴就可能使读者不愿意看，我们其他的创新举措就可能变成镜中花、水中月。再比如，年鉴中信息由各级党政机关的有关部门提供，这个渠道既保证了年鉴信息的基本来源，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但近几年的实践使我们感到，由于机构改革、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换，许多信息靠原来的渠道已收集不到了。信息收录不全，就难以给服务对象提供周全、到位的服务，也影响了城市年鉴综合性、权威性的形象。因此，城市年鉴创新必须把机制创新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机制如何创新？拙作《建立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年鉴运行机制思考》④曾就年鉴的经营机制、供稿模式（即信息采集机制）、内部管理机制提出过一些办法，而且通过这几年的实践，不少办法已在实践中逐渐被采用。如为了解决供稿渠道单一带来的信息不全、缺乏深度的问题，许多城市年鉴在继续保持原有的信息主渠道的同时，大力拓展其他信息渠道，包括请新闻媒体的记者提供政府部门无法提供的信息；请专家学者、科研人员撰写有深度的文章；在政府部门“管”不到的单位设联络员与聘撰稿人；从政府的网络上下载有关信息；编辑部派人上门采集信息，等等。《常州年鉴》（2004）人物栏目中2/3的信息都是责任编辑采访后撰写的。《张家港年鉴》“在2002年卷编辑中，负责‘私营个体经济’篇的责任编辑，走出办公室深入有关职能部门登门求教，并进行社会调查，分设了‘综述’、‘私营个体工业’、‘私营个体商贸流通和餐饮业’、‘管理与服务’等分目，并在有关分目中对规模较大、利税较多的企业，用表格形式载入。这样较全面反映了全市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状态。”⑤ 总之，城市年鉴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把观念创新、突破思维走势作为年鉴整体创新的不竭动力，抓住框架设计创新这个根本，通过创新机制为年鉴的整体创新提供活力和保证。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城市年鉴必将和全国其他年鉴一样，在创新中前进，在创新中保持强劲的生命活力。 主要参考文献： ①刘瑜：《年鉴创新是现实的要求，是年鉴的生命所在》，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1期。 ②《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2期，第7页。 ③许家康：《年鉴创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载《年鉴信处与研究》2004年第1期。 ④《年鉴信息与研究》1997年第4期，第41～42页。 ⑤缪凤鸣：《质量管理体系与年鉴创新》，载《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