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辩证地看待历史  有分寸地论述失误

黄元裕

    新中国建立后29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常州的实践发展史——《中共常州地方史》（1949－1978）的编纂工作（以下简称“编写党史”）即将启动。在这29年里，党为了创造和平环境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善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全国连续发动和开展了各种各样大小不同的运动。旨在利用搞群众运动去推动历史进程，是建国29年来的一大特点。对于这些错综复杂、名目繁多的运动，编写党史如何记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以下简称“失误”），笔者认为编写党史也应与修地方志一样在理直气壮地记述成就的同时，实事求是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辩证地看待历史，有分寸地论述失误。

否定应该否定的失误，防止在论述中夸大失误

    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证明：头八年进程比较好，当中那些年受到过“左”的一些干扰。后来，即1956－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发生了重大失误，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这十年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艰辛探索中的失误，与建国初发展较顺利的头八年不同，这十年走的是一条崎岖、弯曲的路，是一条顺利和挫折、成就和破坏、正确和失误交错的路。对于这段历史如何论述，以反右派斗争为例，据我亲身参加这场斗争的体验和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理解，编写党史论述反右派斗争至少应包括下列几个要素：

    一、全党开展整风的背景及其当初的形势发展，阐明党发扬民主的正常步骤。

    二、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及其在当地的影响。可能右派分子的言论不是源于本地。但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记载“风乍起”可作背景材料，记载“吹皱”了本地的“一池春水”。即在当地出现的错误言论作为主体材料。

    三、当地进行反右派斗争的时间、方法、步骤。

    四、反右派斗争的成果。击退右派的进攻，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捍卫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五、对扩大化程度作出具体分析：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数，其中有多少人有错误言论，有多少人因善意批评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六、按党的政策给右派摘帽和甄别平反的结果。

    在阐述中要与中共中央《决议》精神相互一致，《决议》明确指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记载论述中要防止失之偏颇，要把当地反右派斗争的“正确和必要”性反映出来。不能认为本地经复查无一真正右派分子，就否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当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右派分子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取代共产党领导的言行喧嚣一时，风靡全国。右派分子的言论欺骗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全国各地一度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势。我地不是“世外桃源”，不可能没有与右派分子相呼应的错误言论。反击、批判这种错误言论势在必行，否则，将会出现更多的右派分子。因此，编写党史切忌把“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写成是完全错误的政治斗争，给后代留下历史的误会。

肯定应当肯定的成就，防止怕为失误辩解而抹煞成就

    “文化大革命”的前十年中，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失误便是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头三年，企图创造以高速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奇迹，在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发动群众性“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经历了1958的“大跃进”、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这几个过程。直到1960年冬，纠正农村中“左”的错误，“大跃进”才停止。编写党史记述“大跃进”不能只记1958年，而应记其全过程。将这段历史阐述清楚，记述真切，这是历史的重托，是党史资政育人、以史鉴今的需要。

    具体地说，三年“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主要表现是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编写党史要写出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当时，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力的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发动和参加这场运动的动机是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焕发出的高昂干劲和创造精神，身临其境者至今有口皆碑。如果说，这场由亿万人民怀着良好的愿望参加的社会活动，没有做成一件符合客观规律的好事，那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符事实的。以常州情况看，党和政府注意把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迫切愿望和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积极性，引导到发展创办新兴工业和农业上来，创造了具有常州特色的“老厂办新厂”、“母鸡生蛋”、“农字当头滚雪球”的经验，同时发展了一批新产品，新兴机械、电子、化工、医学、建材等产业及其工业企业275家，就是常州人民在“大跃进”中创建的。编写党史大书特书这些成就，决不是在给失误辩解。常州在“大跃进”中确实一度盲目“大办”、“放卫星”，单是大炼钢铁直接经济损失就达3300余万元，也是有志可查的。编写党史肯定应当肯定的成就，是失误造成的损失也应该直书，无须避讳。

    编写党史论述“大跃进”，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要素：

    一、“大跃进”中兴办成功的或基本成功的事业，应直言不讳地记评。

    二、“大跃进”中兴办但劳而无功、得不丧失的事业，要如实记评。如土法炼钢、农耕深翻等。

    三、方向对但属超前的事业，既记其数量发展又记其质量不高。如教育方面的“大跃进”，包括扫盲、兴办各类学校，对普及文化科学知识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学校的大量发展超越了生产发展，教育质量欠佳，此种事业利弊两方面都应记，不好一概否定。

    四、对被浮夸了的成绩，不能照抄明知有错的资料，也不要因有浮夸成份而全盘否定，记述运用资料时先作分析并作必要的注释。

    五、对造假高产“卫星”，必须入史者，应述其真相。如“水稻亩产××万斤……等。

    此外，还要注意论述“大跃进“与其他方面的联系和区别：

    一是反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联系。

    二是把“大跃进”与“反右倾”联系起来写。

    三是把“大跃进”与60年代前期贯彻“八字方针”联系起来记。

    四是记述“大跃进”时的群众活动时，要分清盲目热情与革命精神的不同。

    五是反映“大跃进”失误与反映“文化大革命”应有所区别。

    阐明这些联系与区别，有助人们加深对“大跃进”运动历史的认识。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切莫否定在此期间取得的成就

    《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雄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这是讲的全国情况，在我们常州“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于广大人民和干部的努力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编写党史一定要认真分析、正确总结、精心记述以下进展和成就：

    一、有许多事业，特别是60年代初期调整改组形成的地方工业和农业基本建设在“文革”前就奠定了坚实基础，加上这些事业受动乱灾害轻，因而在此期间其生产力充分发挥了作用，取得阶段性的或最终成果。

    二、在“文革”期间，由于市级以下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广大基层干部绝大部分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忠于党，忠于人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抵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坚守工作、生产岗位，使受“文革”影响所造成的损失、危害有所减少。

    三、常州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停产闹革命”，而且大胆引进当时被污蔑为“臭老九”的大批科技专业人才，为常州地方工业及其产品的开拓发展发挥了作用。

    四、全国许多城市长期生产不正常，常州地方工业所需煤、电、油等能源和原材料相应采购、协作充足，为地方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五、全国处于动乱，客观上使中央、省对常州计划调控相对松弛，使常州在生产、经营、投资、资金使用、劳动人事、兴办集体企业等权限有灵活变通的宽松环境。

    六、常州在全国政治、经济局势中相对处于稳定，赢得中央各部和省各厅局的支持，围绕国家和军工需要，与地方工业配套以及发展市场紧俏的短线产品等，投资新建了石油化工、自行车、照相机、单路传真机、集成电路、塑料包装、化纤呢绒等一批重点企业，并形成了一批“拳头”、“台柱”产品。后来赢得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才有70年代全国中小城市学常州的声誉。如果党史编纂中把这些背景阐述清楚，人们就不会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文化大革命”了。

从总体上把握新中国历史前进的主流，按《决议》精神正确总结和评价历史，处理好成功与失误的关系

    历史是复杂的，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历尽“文革”十年苦的人们多么渴望中国历史能尽快走出低谷，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康庄大道。当时国内经济濒临崩溃，思想领域一片混乱，党的主要领导人却坚持奉行“左”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实践。重新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同志，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和党内外对“文革”及以前建国后的历史模糊认识作出了科学总结和评价，他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中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邓小平同志对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1981年6月他主持起草的《决议》经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正式通过。《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正确总结和评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决议》对建国以来四个发展阶段成就的评估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们虽然遭到严重的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蒸蒸日上。”以上这些《决议》梗概，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主旋律。我们编写地方党史要正确总结和评价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在常州的实践发展史，就要以这个《决议》为准绳，为根本指导思想，辩证地看待历史，认真总结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为今天的常州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为开辟我们共同美好的未来服务。

    注释：本文引文均见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主持《决议》起草时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