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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信仰 右手爱情
发布日期:2012-12-04  来源:市委党史工委  浏览次数:  字号:〖
  2005年8月,当我站在福建长汀罗汉岭高耸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前,我不禁为他的崇高信仰所折服。对于瞿秋白英勇就义的情景,当年(1935年)的《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就地枪决。翌日(十八日)晨八时,特务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领头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语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未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如下:
  1935年6月17日,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署仙境。瞿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秋白绝笔六月十八日
  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白干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及《红军歌》……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砰然一声,饮弹而陨矣……
  2011年6月,当我坐在红星大剧院,听完编剧苏小卫的创作介绍,投入到《秋之白华》的影像世界时,我又不禁为他的浪漫爱情所感染。有几个场景记忆尤为深刻:婚后瞿秋白为与杨之华刻了一个印章,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印章内容是四个字“秋之白华”,把两个人的名字嵌合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雪夜送别是两人最后一面,1934年1月的一个深夜,瞿秋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杨之华,离开上海去“想往很久了”的中央苏区瑞金。谁曾想,多情自古伤离别,一别就此成永诀。这一年,距离他们相识整整十年。之后瞿独伊和杨之华分别在回忆中印证了这些感人的历史细节。
  有一次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听了笑着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父亲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瞿秋白女儿独伊追忆父亲
  “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杨之华《回忆秋白》
  在战争与革命的宏大叙事背景中,革命与信仰是主题,革命者也往往是以“高大全”的形象示人,甚至被推崇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而他作为一个平凡生命的许多细节却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偶像式的符号。而对于后人来说,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先驱反而更真实,更容易让人走近。因此,有评论认为电影《秋之白华》之能够获得较好的社会反响和市场票房,就在于它不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语),而让镜头中的“秋白”更具有“人”的味道,而不是无法亲近、完美无缺的“高大全”。
  自称为“江南第一燕”的他,从破落书香门第起步,风雨兼程觅渡之旅,经历了一个“隔着纱窗看晓雾”的过程。1920年10月16日,他以“宁死当一行”的心态,远赴被他称为谜一般的“饿乡”,一路观察,一路思索,一路写作,“哈尔滨得空气,满洲里得事实,赤塔得理论,莫斯科得精髓”,他自己也承认到苏俄之前“思想是紊乱的”,“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声,不由生不动心”。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拥有诸多第一:第一个完整译配《国际歌》歌词(其中“英特纳雄耐尔”就是根据Internationale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第一个系统译介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品,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他是中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风采的第一人,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赤潮歌》,创办了我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中国革命。同时,他也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先驱,在《解放中国与武装平民》(1925年6月)、《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1926年4月)、《北伐的战争之意义》(1926年8月)、《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1926年8月)、《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2月)、《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1927年2月)、《武装暴动的问题》(1927年12月)等一系列文章中,他讨论了革命战争、武装斗争、游击战争、革命军队建设、工农武装割据、农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显示他作为革命理论家的真知灼见,对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先导意义和奠基作用。
  在信仰上,瞿秋白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共中央长征出发前交给他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要求《红色中华》照常编辑、出版、发行,并且报纸的版式、栏目、出版周期等都不变,一切照旧。面临着部队撤走后严重缺乏人手,组稿、排版、校对等工作都困难重重,瞿秋白仍然带病投入工作,坚持《红色中华》每周出版两至三期。《红色中华》在迷惑敌人视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如梦方醒,急急忙忙闯入早已空空如也的中央苏区。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捕后,面对劝降的利诱和死亡的威胁,他坦然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1935年6月18日起身刑场有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到达罗汉岭刑场之后,瞿秋白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生如夏花之绚丽,死如秋叶之静美。”这样一位“让人敬仰的人”,同时又是一位“让人心疼的人”。从“第一燕”到“多余人”,生命走到尽头时,革命者的情怀也充满了沙场琴心,《多余的话》中说:“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十年的师生恋,就像大革命一样轰轰烈烈。在婚姻与爱情的选择上,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人曾经有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谈判的结果是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这三则启事在27、28、29日三天重复登出,一时成为上海滩上的佳话。
  乱世就是一个舞台。家国、生命、信仰、牺牲、理想、爱情、亲情与命运,所有的元素都会让人们热血沸腾,却时不时渗透着缠绵绯恻。李大钊,38岁;彭湃,33岁;瞿秋白,36岁;方志敏,38岁;邓中夏,39岁;、蔡和森,36岁;恽代英,36岁;向警予,33岁;刘仁堪,34岁……只因坚信“人生最高之理想,在于求达于真理”,他们“留得豪情作楚囚”。
  真实的革命,是不缺爱情的。牺牲时年仅24岁,留下怀孕8个月的年轻妻子和5岁幼子的林觉民,留下那篇传颂百年、烛照心灵的《与妻书》。同样在广州,从越秀区广大路广大二巷4号到6号一栋4层大楼走出了真真假假两对“夫妻”,其中一对还演绎出著名的“刑场上的婚礼”。1928年2月6日,周文雍与在革命斗争中建立爱情的陈铁军一起,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举行了悲壮的婚礼,从容就义。革命中的爱情,有时比小说剧本中的情节还动人心弦,尤其是其间的生离死别,更让人为那一份民族大义中的家国情怀、真情挚爱动容。毛泽东在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秋之白华》瞿秋白对杨之华说:“其实你不用这么美丽,有你的智慧就足够了,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智慧,有你的勇敢就足够了。”瞿秋白牺牲的那年,瞿独伊才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
  觅渡觅渡渡何处的残酷岁月里,左手信仰右手爱情的传奇不是个案,还有许多的牺牲和许多的爱情不为人知,但却真实镶嵌在时空的缝隙中。在信仰与爱情的话题上,我时常想到《潜伏》中的余则成与左蓝,面对左蓝的死,他所有的悲恸都化作了“悲伤尽情来吧,但要尽快过去”的隐忍。就如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文字背后同样能感悟到坚如钢铁、细若发丝的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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